学人说｜跨境婚姻都是源于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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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蔡圣晗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博士

责编：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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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与其中国台湾籍丈夫江宏杰的婚变引发热议。

近几十年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每个个体都在不同程度嵌入到地球村这个紧密连接起来的网络结构中。除了在科学、技术、商品和文化上的广泛交流融合，私人领域的婚姻生活也在这个浪潮中发生了深度交织。跨境婚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跨境婚姻数量快速增长，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那么，我国的跨境婚姻都是这么浪漫吗？我国跨境婚姻的匹配模式跟普通婚姻有什么不同？跨境婚姻的稳定性如何？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梳理一下我国的跨境婚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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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境婚姻的类型与现状

中国的跨境婚姻，长期以来可分为两大类：内婚制和族际婚。内婚制指边境少数民族人口的跨境婚姻，以及中国大陆公民与港澳台居民，海外华侨的婚姻；而族际婚则主要是大陆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婚姻关系。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跨境婚姻，是历史以来跨境民族的通婚交往模式，在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之前，并未受到制度和体制的严格管控，随着二战后国际格局的确立，跨境民族原本自由的通婚往来逐渐受到了关注和管控。伴随着地区间人口的流动和结构变化，这种跨境民族的内婚制，开始逐渐由边境地区向内陆农村转移，并向跨境不同族的族际婚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大陆地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各大经济体经贸和人员往来的恢复和联系的增强，跨境婚姻登记数量在二十年间增长了六倍；到200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跨境婚姻对象，也主要集中在港澳台地区。自2003年以来，跨境婚姻登记数在波动中下降，而离婚登记数量虽然较少，但也出现了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中国大陆男性跨境婚姻数量近年来有明显的增长态势，族际间的国际婚姻数量也在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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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婚姻都是源于爱情？

配偶双方的相遇并不是随机的过程，而往往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的结果。个体择偶往往通过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来实现，而通婚范围也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缩减。理论上，人口迁移流动的确会扩大社会交往的窗口，为个体提供更多潜在的伴侣；而实际上，个人的社会交往却并不会无限扩大化，择偶常常是高度选择性的结果。

那么跨境婚姻又是如何出现的呢？与国内婚姻相比，跨境婚姻往往充满了传奇色彩。根据我们的直观感受，跨境婚姻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社会地位较高人群的跨境婚姻（比如林志玲、刘烨、郎朗）。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伴侣，而他们的对象往往也具备对等的社会经济资源。然而这类同质婚姻其实并不是跨境婚姻的常态，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跨境婚姻还是社会经济和性别不平等下的产物，就像弱势男性的跨境新娘，以及女性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外嫁。

本地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被认为是推动跨境婚姻的主要动力(Yang and Lu 2010; Pong et al. 2014) 。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婚姻挤压和大量适龄却单身女性的同时存在，削减了本地弱势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择偶能力，而不得不转投国际婚配市场。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改变了不发达地区可婚人口的局部空间分布和结构特征。同时，伴随着水涨船高的彩礼，和女性向上婚的婚配标准，社会经济条件上不占据优势的大龄农村男性，更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由于国家发展程度的差异和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商业中介“娶”越南、缅甸等地的外籍女性，可以大大降低男方家庭在彩礼上的花销，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农村男性投身其中。

语言沟通的障碍，较大的年龄差距，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以及户籍与移民政策的管控，使得这类跨境婚姻也面临不小的风险，比如女性的户口问题、孩子上学问题等，也存在违法犯罪比如买卖婚姻、骗婚等。

这种本地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跨境婚姻上世纪九十年代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早期的女性外嫁，主要是到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理上临近的地方。这一时期的跨境婚姻中，国际婚姻中介常常起到助推作用。而就女性自身而言，想要通过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机会也往往是她们主要的诉求。从日韩两地的经验来看，这种跨境婚姻的稳定性也缺乏保障。在早期社会经济条件下，失业、下岗、离婚、债务等层层叠叠的压力，都会成为女性不得不选择外嫁的理由。而“你情我愿，互相交换”则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潜台词。远嫁他国也不意味着能够获得同等国民的待遇，语言、工作、教育和医疗上受到种种限制的外籍妻子们，往往要依靠丈夫或子女生活。居留权和子女常常成为维持婚姻的主要理由，家庭暴力时有发生，而获得居留权之前就婚姻破裂诉诸公堂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各国政府则往往担忧跨境、跨国婚恋关系背后的人口走私，违法犯罪，以及“公民权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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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婚姻的匹配模式和婚姻稳定性

在我们的直观感受中，相比国内婚姻，跨境婚姻的配偶双方各方面差异更大，婚姻更加不稳定。那么在人口统计层面，跨境婚姻的匹配模式与国内婚是不是有显著的不同呢？

在2003年和2013年有学者分别利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民政婚姻登记数据，对跨境婚姻进行了分析。2003年的数据表明，跨境婚姻中，配偶双方的婚龄差，再婚比例和学历差距明显高于国内婚姻的平均水平，离婚风险也相对更高。而2013年的数据虽然也确认了这种匹配模式的差异，但是跨境配偶婚龄差在降低，再婚比例也在降低，同时大陆高等教育学历配偶比例也显著增长。对我国某地区跨境婚姻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则表明，近十年来，跨境婚姻的择偶机制与国内婚姻越来越类似，婚姻匹配相较国内婚姻而言，也呈现出愈发同质的特点。

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跨境婚姻的稳定性呢？我们发现，跨境夫妇结婚当时的年龄会显著影响离婚风险。对中国大陆男性而言，如果结婚时年龄越大，其跨境婚姻解体的可能性也越大。一方为大陆居民，另一方为香港、澳门或台湾居民的夫妻，离婚风险更低。虽然低教育程度和高教育程度的人群选择跨境婚姻的可能性都要显著高于其他人群，但是低教育程度的人群离婚风险更大。在跨境婚姻配偶年龄差上，丈夫比妻子更为年轻的夫妻有更大的离婚风险。虽然我们预期夫妻双方条件越悬殊，婚姻可能更不稳定，但实际上跨境配偶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对于离婚风险则并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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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境婚姻的新趋势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改革，跨境婚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上海和北京，跨境婚姻能够将夫妻双方在不同地区的社会资本加以整合利用，也成为他们缔结婚姻的动机之一。此外，虽然很少受到大众以及学界的关注，跨国婚姻实际上也为大龄未婚、离异、拥有高等学历，良好社会经济资本的女性们，提供了找到条件更优越的“白马王子”的机会。广泛的地区和国际间交往，以及便利的通信网络为跨境交往创造了条件，浪漫爱情也成为了青年人进入跨境婚姻的主要动力。随着80后和90后进入婚姻市场，跨境婚姻的择偶机制和匹配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夫妻之间的结婚年龄差距缩小，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逐渐增加，婚姻更加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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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1979年起，中国跨境婚姻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十年，跨境婚姻也由早期的交换婚为主，逐步地向更加多元的亲密关系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浪漫爱情和同质婚姻也在跨国婚姻市场中愈发凸显出来，为我们展示了婚姻家庭生活里的另一种选择和可能性。对于婚姻质量、婚后生活是否幸福的担忧，是永远避不开的话题。每个人对于婚姻和生活“质量”的要求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已经为此做好了心理上的和物质上的考量与准备，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选择，只要合理合法，便是个人的自由；跨境婚姻，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卢强, 边燕杰.2018.跨城乡婚姻的社会资本后果.人文杂志, 4: 114-121.

D’Aoust, Anne-Marie. 2013. “In the name of love: Marriage migr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technologies of lov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7: 258-274.

Ding, Jinhong, Hongyan Yang, Shaoyun Zhou, Jixiang Zhou, Kewu Lin, and Yuzhi Zhang. 2004.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r cross-nation marriage in modern Shanghai,”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 66-70.

Gao, Ying, Xiulan Zhang, and Weilong Zhu. 2013. “A study on cross-nation marriage of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1: 27-36.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9-2017. China’s Civil Affairs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Pong, Suet-Ling, David Post, Dongshu Ou, and Maggie S.Y. Fok. 2014. “Blurring boundaries? Immigration and exogamous marriages in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4): 629-652.

Yang, Wenshan and Melody Chiawen Lu. 2010. Asian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Social Issues. ‎Nieuwe Prinsengrach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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